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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月与官场

文 | 张鸣

大家都知道,清朝尊崇理学,以朱熹为宗。这一点跟制度一样,也是清承明制。不过,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,学什么都很较真。明人尊崇理学,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,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。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,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。
在现实生活中,明朝从皇帝到官员,大抵一体放纵。皇帝后宫,动辄万人。最荒唐者如武宗,还在宫外设置豹房,私自外出猎艳。上行下效,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,狎妓纵酒,放浪形骸,无所不为。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,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。《金瓶梅》和《肉蒲团》这样的货色,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。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,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。
可是,清朝不这样,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,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。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,害得稍微胆子野一点的皇帝,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。而坚持工作岗位的皇帝,后嗣则不昌。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,没处可去放肆,连着几个皇帝,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。
皇帝带头自我约束,虽说有限度,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;但跟前朝比,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。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,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,就是不许官员嫖妓。
历朝历代,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,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,一方面为朝廷创收,一方面优待官员——官员嫖妓优先。然而,清朝皇帝把个朱熹老儿的话当真,不仅取消教坊,而且不许官员嫖妓,反差未免过大。过大可是过大,没人敢表示不满,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,手里的家伙不吃素;二来立论堂堂正正,合乎经典,想驳,嘴都张不开。所以大家只好忍着,顺从,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。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,居然顺着皇帝来,变本加厉,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,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,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(已经有研究证明,在那个时代,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),各自带头,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,作了不少贡献。
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,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,娱乐生活尤其如此。那时代的北京,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,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,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,频发牢骚。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,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,比如大同,比如陕州(今三门峡市),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。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,说来说去,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,其他的如弹唱风情,一概阙如。
北京的京官们,万般无奈,百无聊赖,居然徯径独辟,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——逛相公堂子,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,尤其是男旦交往。说到这儿,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,说这是男同性恋。其实不对,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,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,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,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,用鲁迅的话来说,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。
然而,到了清朝末年,西学东渐,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,理学的禁令,再也绷不住官员的力比多(libido)冲动。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,苏州的清吟小班迤俪北上,八大胡同繁荣娼盛,官员们“谈助无非中发白,闲来只是逛胡同”,吃花酒蔚成风气,在胡同里流连忘返。
连状元娘子赛金花,重操旧业始在上海,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,高张艳帜。到了八国联军打来,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,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,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,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。
进入民国,大家咸与共和,对西方制度的追求,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,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。当时北京人传说,喜欢逛胡同的,有两院一堂,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,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,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,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。其实逛胡同最多,最有实力逛的,还是官员,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,还有带兵的丘八。冯玉祥在后来在回忆中说,他去找政府总长(部长)办事,也被拉到胡同里,一进门,两个妓女扑上来,一个大腿上坐一个,一上来就揪胡子,打嘴巴(当然很轻)。
当然,在转型中的中国,这种事一点都不奇怪。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,但是只要一学西方,对于某部分人来讲,首先落到实处的,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。现在,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,禁令松弛,犯禁者众多。犯禁的官员,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头上。不过,时代毕竟进步了,这些人比起前辈来,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,一边厢泡小姐,一边厢包二奶,家花野花一齐开放。不过,凡是这种貌似的西风东渐,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。这种带头,对于国家和百姓,乃至自家的身体,都不太好。

本文转自“真话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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